鉴于此，作为宪政载体的宪法，自然就把审计制度列入宪法。

其次，如果这样来理解城市管理、城管执法，那么，开放性必然要成为城管执法体制的基本特征。所谓官告民，是与民告官相对应的一种通俗表述，实际上是公权机关针对违法现象采取行动的一种新的行为模式。

市民是城市的利益主体、参与主体，参与城市发展规划、城市管理和执法是市民主体性的根本体现。建立官告民的执法机制涉及更广范围内的权力调整和配置，所以难以见于行动。城管执法体制的一个基础问题是城管执法权力的法律依据，我们试图从行政处罚法第16条中寻求依据，我们还试图通过政府立法建立它的法律基础。因为城管执法体制具有多样性，实际上并不需要全国性的统一制度供给，地方性法规在性质上比行政法规更接近法律，与法律同是民意机关的产物，在实现城管执法规范化方面，应当充分发挥地方性法规的作用。极不相应的是，大多数城市的城管职能却呈现7+X状态，有些地方的城管承担的职能甚至超过100项。

这显然是对城管执法体制的过于狭义甚至片面理解，片面的理解还包括为城管寻找归口，寻求婆家，是归口城建部门，或者市政管理委员会，或者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或者归口政法委，这当然也是体制问题，它涉及城管部门的名分、地位以及经费、装备、编制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但这显然不是城管执法体制根本问题。能否从行政处罚权开始，在城管执法领域进行试点，对行政处罚权进行结构性调整，使行政处罚调查权、指控权和行政处罚决定权实行分立，由不同的机构或机关享有和行使。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陈端洪就从制宪权这一逻辑视角出发，认为应确立"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而根据"宪法至上"的原则，这一条款一旦被作为"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就是不可修改的，除非整个宪政体制被颠覆。

那么，对于宪政主义而言，其"硬核"就是"限政"，民权最大、权力分立、权力分享、契约治国、法治天下等五大关键元素是其内圈保护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代议制、地方自治、政党竞争制度、中间阶层、公民社会、军队宪政化等十大基本要素是其外圈保护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姓资姓社的问题主要存在于国体的实质内容层面（谁在作为统治阶级实际控制国家机器？）和经济基础层面（谁在实际支配生产资料？），而宪政问题主要存在于政体的分权控权制度设计层面（宪政对政体的具体组织形式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是政体正当性的关键环节，并服务于国体，能够更好地实现统治阶级的统治）。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认为，科学研究"纲领"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其核心部分称为"硬核"，而包裹在"硬核"周围的一系列辅助假说，则可称为"保护带"。只要宪政的硬核在，那么，你承认或者不承认，宪政就在那里，渐渐发育成熟，生生不息。

再如，宪政与其核心范畴的"法治"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存在紧张关系，张千帆教授就认为宪政有大小两个概念之分，"大宪政"就是实践中的宪法，包括民主、法治、分权、联邦主义以及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正因为"宪政即限政"被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一般概念才获得了普世价值的广泛意义，但一旦历史地具体地剖析宪政现象及其问题，你就不得不承认，宪政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复杂而艰巨的命题。

在西方多党竞争的宪政体制下，实行军队国家化）等要素则属于宪政的扩展性基本要素，这十大基本要素是在宪政思想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逐步附加扩展进去的。"小宪政"则指"宪法通过其解释机构对普通法律的控制，也就是类似于美国联邦法院对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如果"硬核"遭到颠覆，则整个"纲领"即被颠覆。宪政社会主义学派始终都坚守"宪政优先、宪法至上"原则，秉持一种政治保守主义的新改革路径。

宪政主义必须借助共和主义的政治实体（如中国古典共和主义所形成的皇权与士人官僚集团的儒家宪政共治体制、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所形成的混合宪政共治体制中都有贵族和平民不同阶级或儒家"道统至上"的政治集团作为分权性的政治实体来实现"限权君主制"或"限权共和制"）来实现"限政"的目标，共和主义必须借助宪政主义的分权控权技术来防范出现权力垄断、保障共和制度不被破坏。但中国社会人治传统悠久，古代宣扬道统高于政统的礼治体制具有一定的法治体制特点，但在根本上仍从属于人治传统）等。列举上述争议性命题，只是想说明，宪政的核心要素（限政）与其他关键元素以及扩展性基本要素之间，存在着异常复杂的关联。从系列之三开始，我们将进一步为"宪政"正本清源，厘清思想脉络。

难怪有人调侃称：否定宪政，莫非真要鼓吹复辟帝制？或者要搞"真帝制、假共和"？我们当然确信，反宪派在党内仅仅只是不得人心的极少数，他们虽然已经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的思想混乱，但根本难以通过其夸大敌情、挑起纷争、渲染问题、激化矛盾来实现其绑架整个执政党、破坏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干扰新政推行的险恶用心。在当代中国学院派的宪政学派中，以高全喜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派就体现了"大宪政"或"民主宪政"的一些特点，主张"人民的出场"与宪政改革，而以林来梵为代表的规范宪法学派则体现了"小宪政"或"宪政民主"的一些特点，在理论层面上致力于建构一种体系化的、以规范主义为取向的"中国的宪法学"，并在实践层面上以宪法解释学为核心，着力贯彻这种规范主义的精神，强调宪法应成为规范政治过程的一种准据。

我们首先要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什么是宪政？宪政的核心要素以及关键元素究竟是什么？就其普遍的一般意义而言，宪政即"限政"，即规限权力配置，规范政治过程，保障基本民权。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宪政属于政体层面"限制国家的自由"的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决定政体的性质是否集权专制，但与国体的性质也即谁是统治阶级的问题无关。

但在宪政与民主政治之间，关系就更为复杂，正如我曾多次讲过的，"民主宪政"与"宪政民主"在中国具有不同的意义，"民主宪政"意味着民主优先于宪政或高于宪政，人民可以自由选择"规则的规则"（先民主、后宪政）。宪政是国家权力运行规律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进步力量尤其是广大民众寻求制度正义的必然要求。毋庸讳言，在"人民最大"与"宪法至上"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而且在中国的政治场域中，具体相对应的还存在着"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或"党内民主"之间的内在冲突（有人概括为"民主"与"党主"的冲突）。从思想史来考察，民权的觉醒的是宪政观念形成的逻辑起点，共和观念的形成是宪政观念发展史中的第一次质的飞跃，对宪政观念的发展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而共和观念是宪政观念的定在，共和思想史与宪政思想史几乎同步融合式发展。譬如，平等、民主、自由等要素就曾在宪政发展史上与宪政形成过内在冲突的紧张关系，如在儒家宪政中，宪政既规限了权力（"有限君主制"）也规限了平等（在古希腊、古罗马实行混合宪政的共和国中，权利也是不平等的）。宪政提出的核心命题是：绝对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必须给权力划定底线和边界，以实现长治久安。

共和提出的核心命题是：权力不能垄断，权力必须共享，以实现共治共赢。共和制的命运与宪政体制的实际状况呈现紧密的正相关关系。

从古典宪政主义到现代宪政主义、再到当代宪政主义（新宪政主义），相对应的是从古典共和主义到现代共和主义、再到当代共和主义（新共和主义），可以说，宪政主义与共和主义如影相随。总之，宪政与共和密不可分、水乳交融。

在历史上的一些国家制度形态（其核心是权力）中，大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宪政因素（如何限制权力）或共和因素（如何分配权力，主要指如何分享主权），但成型的宪政制度必然以共和为活的灵魂（如英国的"虚君共和制"，没有宪法文本和共和国形式，但国体上属于不同政治力量分享主权的共和性质），共和制度必然采用宪政体制（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既保留了伊斯兰国教信仰，也采用了分权控权以及违宪审查的宪政体制，有竞争性选举，算是一种亚类型的宪政民主共和制度）所以说，"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事实上，通过在帝国主义战争薄弱环节发动起义或政变来夺取政权，再依靠国家强制力以领袖集团的主观想象及其革命意志为准绳，自上而下地全面改造国家宪政体制、社会结构直至经济基础和所有制结构的"由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逆向颠倒性逻辑，本身就存在着先天性缺陷与国家官僚主义垄断化危险。三是"官僚阶层"垄断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权。而这一类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中非常普遍。在苏联，国家拥有生产资料，它是一种国家控制的所谓社会主义所有制，苏维埃国家对生产过程实行政治控制，形成为一种高度集权的制度。

针对苏联的社会性质问题，托洛茨基坚持认为30年代的苏联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个由"官僚阶层"统治的病态的"工人国家"。狮子的逻辑与反宪派"理想国"令人诧异和警惕的是，杨晓青故意以炉火纯青的障眼法，对自宪派之外的其他五大宪政思想流派--社宪派（包括中特社宪派之童之伟等，老左社宪派之韩毓海等，新左宪政派之甘阳等，宪社派之江平、郭道晖、周瑞金等）、儒宪派（秋风等）、泛宪派（布坎南等）、国宪派（强世功等）、专宪派（林来梵等）的观点内容统统假装视而不见，故意对西方学界以及台湾香港大陆学界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东西方古典宪政主义以及正趋向"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当代新宪政主义的研究成果统统充耳不闻（在后面的系列中我将对东西方古典宪政主义以及当代新宪政主义的研究成果做专门介绍，以事实戳穿杨晓青的谎言），单单挑出激进自宪派的一家之言和"现代宪政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形成的几百年前的观点，就不顾一切地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妄想以偏概全、以个别否定一般，使其"全盘否定宪政"的荒谬观点能够以欺骗性的方式获得某种"正当性"。

赫鲁晓夫终于排挤了保守派，掌握了政权，从而开始了一场针对斯大林式一元化体制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怯懦的反宪派VS忠诚的宪政派为了进一步揭露杨晓青、汪亭友等反宪派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及其栽赃马克思主义的流氓本性，我不得不在此列举一个恩格斯曾点评过的典型的宪法案例。

在阶级统治与官僚统治之间，也存在着紧张的矛盾关系。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职业官僚集团能够借助国家机器而凌驾于名义上的统治阶级或各个社会阶级之上，譬如，在中国的皇权与儒家官僚集团"共治天下"的制度下，地主阶级并不是真正的统治阶级，国家对豪强地主一般采取抑制甚至打击的态度。

"最后，他用一句不朽的话结束了全文："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迈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而"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这些城市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 面对后来小资产阶级右翼民主派的进攻，毛泽东所用的"法宝"就是这种"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群众运动。""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篡夺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

这种制度植根于国家控制。这个新生的"特权阶级"，口头上把人民捧到了天上，实际上却把人民踩在脚下。

客观上这会给人民民主制度套上宪政的枷锁，引导人民民主的国家逐步走上真正西方宪政的道路--苏联东欧国家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一路走来的。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在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前苏联模式的本质是官僚垄断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性质的。

主张无产阶级政权的管理形式要逐步走向法制化、制度化。最近读到一位青年朋友寄来的文章，其中引用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的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